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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清纯怀旧病”照出了什么

时间:2018-05-20 00:36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认为 “清纯不再”,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今天的孩子不符合一些 “过来人”的社会建构。那些“过来人”的审美标准,又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所以才会发出 “清纯不再”的声音。时代变了,审美观却不变,别扭也就难免了。 ●一代人所呈现出来的面目作为一种

●认为 “清纯不再”,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今天的孩子不符合一些 “过来人”的社会建构。那些“过来人”的审美标准,又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所以才会发出 “清纯不再”的声音。时代变了,审美观却不变,别扭也就难免了。

●一代人所呈现出来的面目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是有原因的,也是有社会条件的,更是无从选择的。如果要作选择,不是要选择什么样的孩子,而是选择让孩子长成预期模样的社会条件。

●主持人:本报记者 支玲琳

●嘉宾:顾骏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支玲琳:最近,国内几大名导纷纷抱怨:清纯的演员难找,年轻一代越来越早熟世故。正在热映的 《山楂树之恋》,更是大打 “清纯牌”,意图在商品社会的今天,搅动一场关于 “纯真时代”的集体缅怀。在拜金之风盛行,80后、90后饱受争议的当下,质疑早熟,回归“清纯”,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点中了社会穴位,对此您怎么看?

顾骏:按照社会建构理论,尽管世界客观存在,但人们总喜欢基于自身经验来建构事实。经验不同,对于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就迥然不同。认为 “清纯不再”,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今天的孩子不符合一些 “过来人”的社会建构。那些 “过来人”的审美标准,又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所以才会发出 “清纯不再”的声音。但要知道,过去的年代和今天的开放年代,毕竟是两个时代。和从前相比,应采儿《冰是睡着的水》迎接最大挑战,单单饮食结构、营养条件,就已经发生巨大变化:钙质含量提高,骨密度增加,肌肉日益精细化。所以,今日国人面孔日益西化,孩子们越发高挑匀称。那么面对以前的粗壮不再,我们是不是也该哀叹、遗憾呢?时代变了,审美观却不变,别扭也就难免了。

曾经看过一篇国外的文章,说是有一群市民总是向市政府抗议道路太嘈杂,后来有评论以此为标题 “Noisyroad or noisy people?” (到底是路的噪声大,还是人的噪音大?)放到清纯与早熟之争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样可以发问:到底是今天的孩子早熟了、清纯不再了,还是那些阅人无数的大导演依然“清纯依旧”呢?

人类永远都会有一种怀旧病,这很正常。但人总要理解生活、理解时代,生活就是这样走的,时代就是这样发生着变化。

支玲琳:调查显示,我国青少年目前成熟年龄普遍比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前了4到5岁。但这种清纯早褪,绝不是仅仅表现在样貌上、生理上。以儿童为例,我们常常在电视上见到举止成熟、范儿十足的童星、小大人。人们感慨,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像孩子。这又该如何理解呢?

顾骏:中国人到底是成熟晚了,还是成熟早了?为什么我的感觉是很多人还成长不够,而不是早熟呢?就以大学生为例,从小天天被关在家里做作业,两耳不闻窗外事,他 (她)会成熟吗?很多孩子踏上工作岗位后,无论是干家务的自理能力,还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交往能力,都出现了种种问题。因此,今天的年轻一代,到底在哪些方面成熟了,哪些方面不见得成熟,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考量和准确的定义。

呼唤清纯,拒绝早熟,我们当然可以从中读出对年轻一代功利化、世故化的忧虑,但要把板子仅仅落在80后、90后的身上,显然有失偏颇。回想我们这代人,小时候并没有多少时间和父母交流,都是兄弟姐妹之间在说话。但是今天的80后、 90后,甚至00后,已经没有兄弟姐妹、小伙伴,他们基本上是在一个成人世界中长大。而现在的父母将 “起跑线”无休止地前移,也乐于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出一个个举止得体、能力超群的乖孩子、成人化孩子,加之现在的孩子可以从传媒渠道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地接受各种各样的 “催熟”信息,如此,要孩子们保持 “清纯”实在很难,不仅语言基本成人化,价值观也成人化了。我的观点是,一代人所呈现出来的面目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是有原因,也是有社会条件的,更是无从选择的。如果要作选择,不是要选择什么样的孩子,而是选择让孩子长成预期模样的社会条件。

支玲琳:所以现在是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我们当然可以批评把无知、封闭当清纯的怀旧谬论,但是另一方面,当下褪去清纯,并未真正成熟的催熟社会,同样让人感到不适应。

顾骏:这些年,我们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快速。但谁都知道土鸡和肉鸡的分别,就在于 “快慢”。我们要一只鸡仔20天里长成可以食用的成年鸡,又怎能指望它有土鸡的鲜美和嚼劲?如果给它20个月,结果自然不一样。在一个太快的时代,人们抱怨 “快”所带来的副作用,但问题是:我们能慢下来吗?今天的孩子还能活在游戏中间,而不是被父母急急催着回去做作业吗?

我们其实处在这样一种文化的困境里:我们自己造就的文化,反过来造就我们,但我们又对这种被造就的结果感到不满和不安。无论是无奈,还是抗争,我们都被这样一种潮流裹挟着往前走。

支玲琳:同样的反思,在美国20世纪后半叶也曾出现过,当时的美国人也热衷于制造早熟的小大人、超级儿童。工业化追求速度和效率的特性,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社会人的成长,整个社会被一股强大的惯性催促前行。这和我们的情况是否类似?

顾骏:不只有工业化应该为早熟负责。问题在于,随着时代进步,人类知识的积累,就像奥林匹克的跳高横杆一样,已经达到了越来越多的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尽管说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是这个巨人现在已经长得太高了,单单爬上巨人的肩膀,就已经将社会中相当一部人淘汰出局。要想有所突破、创新,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我们会发现,随着横杆越来越高,参与 “跳高”的人越来越少。这不是工业化的问题,而是知识积累导致门槛抬高,形成了一套新的淘汰机制,这加深了人们的焦虑,让人急于催熟自我。

此外,今天社会条件下,成功所需要的资源基础也在不断增厚。目前,这种生存压力正向着下一代转移。于是,最近我们看到了一个希望中止这种转移的意向,网上出现了 “穷二代”不愿意生 “穷三代”的论调。人类是否真到了只有用切断基因传递链的方式,才能迫使自己停下匆匆前行的脚步之时?所以,这场 “清纯不再”的催熟危机,其实质正是现代人对自身成长模式日益增长的焦虑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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